2026年10月25日上午，广东省教育类核心期刊资深编者、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兼职教授刘第红教授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邀请，在科研楼一楼演播厅举办题为“共生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陈开举教授主持，来自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站博士后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刘教授从研究缘起切入，分享自身跨文化传播实践与长期理论思考。他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文化交流现实，亟需统合生态学与传播学的分析视角，由此引入源自生态学的“共生理论”，将生态学的共生概念系统转译为跨文化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工具，具有理论创新价值。

  刘教授特别强调“概念史”的自觉：面对一个概念，先追问它的源头与流变。他以此切入“跨文化传播”的生成。跨文化传播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彼时大量外派欧洲的专家与技术人才因文化差异难以适应当地生活，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美国学界亟待回应的课题。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将“intercultural”与“communication”并置，创构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提出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单向性时间与多向性时间等概念，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式确立；我国自2009年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以来，也日益重视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发展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刘教授进而追溯了“全球化”的生成史：1983年，莱维特以《市场全球化》推动该概念流行，罗兰·罗伯逊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globalization”进入中国后先译为“环球化”，后统一为“全球化”，打上了中国人追求“大而全”的烙印，而事实上全球化并不“全”——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声浪迭起，“超级全球化”已不复存在。他进而对比指出，西方跨文化传播以文化对立为前提、带“西方中心主义”的同化倾向；中国以对立统一为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主张超越主客二元、互利共生。在此基础上，刘第红教授将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概括为四点：符号展演多是一次性呈现、难成持续交往；偏利共生风险使单向输出缺少本土反馈；中介短板造成共生界面不完善、在地化策划不足；外部约束则来自逆全球化、文化偏见与地缘因素。针对上述困境，刘第红教授阐述了“共生理论”。该理论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最初用于描述生物间的物质联系。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概念被广泛借入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由自然界延伸到社会系统。据此，他提出跨文化传播中的共生四要素（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共生关系状态（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组织模式、共生行为模式），并详细阐述了共生组织模式及其演化谱系、三种共生行为模式以及共生理论跨文化传播转译。

  随后，刘教授援引多个现实案例进行论证。澳门土生葡人文化在四百多年特殊地缘政治中，由岭南中华文化社群与葡萄牙海洋文化社群经日常生活空间与土生葡语中介交融而成，既非中华文化同化葡人，亦非葡文化取代华人，印证了“跨文化传播的最高形态不是输出、不是接受，而是共同生长”。南洋娘惹文化则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多元治理格局下，经华人移民与马来本土社群的商贸网络与异族通婚，孕育出独特的娘惹饮食、服饰与建筑。他还指出，孔子学院的共生模式正由早期偏利共生逐步转向连续共生，而走向一体化共生，还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刘教授还以中国驻尼泊尔使馆“熊猫书角”项目和2025年4月加德满都“魅力广州·尼泊尔行”推介会为例，展示了我国优化共生界面、激活多元共生单元的传播实践。立足理论与案例，刘第红教授提出四条共生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共生单元激活多元主体，优化共生界面完善翻译阐释与数字媒介，遴选适配模式追求互利共生，营造良好环境构建平等包容语境。

  讲座最后，陈开举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评价刘教授研究视角新颖、论证缜密，将生态学共生理论系统引入跨文化传播，为理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框架。随后师生展开热烈讨论，刘第红教授一一答疑。本次讲座兼具扎实的理论深度与鲜活的现实观照，既为在场师生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范式，也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开展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的思考与探索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