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0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市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振武教授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邀请，在科研楼一楼演播厅作题为“汉学家是怎么讲中国故事的”的讲座。讲座由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博士后殷立飞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英文学院、文化文学研究院及其他多个院系的教师代表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积极参与。

朱振武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伊始，朱振武教授以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中国作家近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雨果奖等国际殊荣为切入点，指出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坛的影响力正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他梳理了英、美、澳、加等多国知名汉学家群体，包括理雅各、霍克斯、葛浩文、杜博妮等，介绍了他们在 400 余年里对中国传统小说及鲁迅、余华、阎连科等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贡献，涉及作品达四百多部。但朱教授强调，表面繁荣的传播背后暗藏隐忧。以尼日利亚汉学家费米・奥索菲桑对《雷雨》的非洲化改编为例，其过度归化策略虽旨在促进中非文学对话，却因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陷入 “辗转体认” 的话语陷阱，存在误读与误导风险。这一案例揭示了汉学家英译中国文学时普遍面临的核心矛盾。

随后，朱振武教授通过大量实例，详细剖析了汉学家英译中的具体问题。在翻译实践层面，存在文化认知偏差导致的误译，如葛浩文将《透明的红萝卜》简化译为 “Radish”，消解了原作的象征意义；有文化认同缺失引发的内涵损耗。从根源上看，这些问题与汉学家的思维方式、文化立场密切相关。早期传教士汉学家带着传播基督教的目的，以二元对立思维审视中国文化，其译介暗含意识形态偏见；西方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使得部分汉学家在选材上偏好描写中国 “黑暗面” 的作品，副文本中也常带有窥视性的负面导向；而译入语国家的社会环境、读者期待等因素，也导致翻译策略呈现出从归化为主到归异结合的动态变化。针对上述问题，朱振武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学 “走出去” 的实践路径。他强调，首先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不能将传播效果简单归因于作品质量，而应重视文本外的政治、市场等关键因素；其次要强化政治思维，正视文学翻译的政治属性，发挥政府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再者要培养市场思维，借鉴西方出版商的运作经验，重视通俗文学的传播价值，打破英语世界对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同时要摒弃翻译定式，根据文本特点和传播需求灵活选择归化或异化策略。

讲座现场

在讲座最后，朱教授总结道中国文学文化 “走出去” 必须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要汲取汉学家译介的经验教训，也要培养兼具双语能力、文化担当与责任意识的本土译者队伍，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互鉴与文化多样性发展。殷立飞教授总结道，朱教授的学术汇报深入浅出，风趣幽默，从个案延伸到学理，给予我们很大启迪。与会人员反响热烈，都积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