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上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地方级领军人才蔡新乐教授应阐释学研究院的邀请，作了一场题为“孟子对中国译论的贡献初探”的专题讲座。高级翻译学院李明教授主持了讲座。阐释学研究院院长陈开举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国际商务英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高级翻译学院的老师和部分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蔡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伊始，蔡教授强调，翻译一定要把动态过程揭示出来。如果思路和立意错了，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国文化。信达雅是做人的基本准则，翻译也是一样。在儒家思想家之中，孟子最为学界所注意。讲座依次梳理了法云、理雅各、贺麟、朱纯深和罗宾逊对孟子的论述，通过翻译学术界对孟子的引用，去论证儒家对中国翻译理论建构可能起到的作用。

首先，蔡教授从南朝梁僧法云的一段引文出发，谈其对孟子论断的化用：“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似有别，义则大同。” 这段话的重心是“翻译”和“译”的来历及其意思。译者传经的作用是为了使“义”走向“大同”。法云的观点有点奈达的“功能对等”的意味。另外，法云还点出了译者的无奈：“翻译”的结果，有可能是把锦绣“翻转（反转）”一下，将反面作为正面。虽说是和原文可能有一样的“美”，但从“结构”上看是反向的。他在引《礼记·王制》东南西北四种“译官”之名时，恰恰未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在儒家看来，译事在于如何通达“五方之民”之“志”的“欲/情”。这样看来，法云的论述的不足在于他未能体现中国思想的主流之所。

近代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以孟子“以意逆志”为箴言，将原文作为题词置于他1861-1872年间出版的《中国经典》的卷首，体现出“以意逆志”是支撑其翻译事业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的思想：从这里出发，再回归这里。“这里”指的是心。在读诗和解诗时，读者应该与作者的志意相互通达，才可得其真意。因而，此语重心并不在“意义”及其解释上，而是在“心”如何相互“通达”。通过列举14个今译和英译的例子，蔡教授具体论述了理雅各对孟子的重视，也剖析了其译文的问题。

著名哲学家贺麟认为，翻译的哲学基础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的真正源泉；而心同理同之处也是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也就是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孟子把“口、耳、目”的有同味、同听、同美和“人心”的同取（或趣）相比，指出，她像“口、耳、目”一样，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向“理义”的取或趣合。把这个移入贺麟的所论，就会发现他所要说的要点是“心”之向着“理”的取或趣合，其中的“同”正是“翻译的哲学基础”。

在《翻译的阴阳诗学——太极推手、浩然之气、纯语言》一文中，朱纯深教授论及走向纯语言的孟子。讲座着重论述的不是引入“纯语言”的合理性，而是探讨孟子究竟能在翻译研究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蔡教授认为，真正能够引入的中华文化思想，并不是道家。道家突出的是“修身养性”，特别重视个体这方面的修养，基本上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屑的。其次，起自于道家哲学的“太极推手”，注重的“阴阳之道”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同样地，译者本是为了传译他人思想，但因为注重的是“我”这一方的思想，于是，也就需要“因顺其气”而有所保留地回应对方，进而确保我“以推为缩/进”的力量。这需要有对方的存在才能显示。如果对方并不依我之意而行，“推缩”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讲座最后一部分论及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论文“Eco-Translatology and Mencian ‘Four Roots’（四端）”引入孟子以讨论“生态翻译学”。在论及“天人合一”（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时，罗宾逊解释道，namely，the interconnectedness or “interinfluence” of humans and the forces beyond human control（亦即，人与超越人类控制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这样的解释恰恰不是儒家的思想，甚至没有“中国根源”。因为问题在于，人类不可控制的力量如何与人形成“相互影响”？人与其不可控制的力”之间会形成的应该是“主体客体”的关系，也就是“分”的“关联”，而不一定是“合”的关系。西方的认识论一旦讲主体，主客体一定是二分的，跟“合”没有关系。

蔡教授的讲座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反应，大家纷纷就讲座主题和翻译相关问题向蔡教练提问，都表示从本次讲座中收益良多。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