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8日下午，应阐释学研究院的邀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陶东风教授作了题为“心理分析与解构主义的视野融合——论卡鲁斯的创伤文学批评理论”的专题讲座。阐释学研究院院长陈开举教授主持了讲座。阐释学研究院的专兼职研究员，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国际商务英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的老师、科研人员和部分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陶教授在讲座中

 

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创伤理论，是对解构主义理论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去政治化的文论话语的一种纠偏。在讲座的开始，陶教授先从问题的本质入手，探讨创伤事件的定义及其强迫性重复的原因。创伤事件是一种过于快速、突然、出乎意料、猝不及防地发生的伤害事件，以至于不能被主体所充分意识、了解、理解乃至记忆，更不能被及时同化，相反被原原本本地“搁置”下来并在幸存者的噩梦和其他反常行为中不断地强制返回。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描述的就是创伤经验的这种特点：过去的震惊性创伤事件在发生之后（有时是很久之后）通过突然闯入的意象、念头等反复出现并控制了受害者，这种奇特经验已经成为大屠杀等巨大历史灾难幸存者记忆的核心。

不断返回与重复的创伤经验又被称为创伤回忆（traumatic recollection），与“简单记忆”（simple memory）相区别。创伤化的过去只有也只能通过梦等方式不断重复。这种原本性或本真性使它具有直达事实/真相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卡鲁斯（Cathy Caruth）称为创伤记忆的指涉性。创伤记忆非常类似于记忆心理学中“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闪光灯记忆的特点是极度的生动强烈，它们保存了对意料之外发生的、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的非常迅速而逼真的记忆。这样，卡鲁斯就从创伤记忆的悖论式特征转入了其所带来的再现/传达难题（另一种悖论）。这构成了卡鲁斯创伤研究的又一个基本主题：“在创伤中，恢复过去的能力悖论式地紧密联系于进入它的不可能性。” 

卡鲁斯的又一核心观点是，由于以前的知识框架无法整合创伤事件的突然发生，创伤也就拒绝了“简单的理解方式”，这才导致其原原本本的“存放”和回归；如果被整合了，实际上也就是被不同程度地歪曲了，失去了其本真性，以及依附于这种本真性的揭示（真相的）能力，即指涉性。为了治疗创伤，创伤经验需要被言说和叙述。这样，说与不说就陷入了两难：言说则失真、不说则失传。但是，坚持故事的不可理解性或不可叙述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放弃传达。不可能性本身就是创伤的证明，正是像大屠杀这样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极端灾难及其给人们带来的极端震撼，使得之前文化、艺术、科学所提供的一切现成的认知和表征的概念、框架统统失效。我们必须放弃通常对于“讲述”“倾听”“进入过去”的期待，转换我们把握创伤历史的方式。

卡鲁斯所属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创伤批评群体普遍认为，文学语言相比其他语言更适合传达创伤经验。正是在这里，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伤理论发生了相遇。这也是卡鲁斯创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原因。卡鲁斯在《未被认领的经验》一书中提到，文学语言在传达创伤经验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它是挑战和对抗我们常规理解的一种语言，尤其是当理解活动被局限于理性化的理解时。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关键区别，就是文学语言中的能指并不简单、直接地指向已知之物，而是间接地指向未知之物、指向被遮掩的真相。解构主义创伤理论把文学视作开启了对创伤经验的真正洞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与创伤在形式上的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解构主义创伤理论的基础是其语言观、表征观。这提示我们对创伤文学进行症候式阅读的重要性：不仅要关注作者已经说出的东西，而且更要在空白处追踪那些被隐藏、掩盖的未说出的或间接暗示的东西，简言之，不在场之物。

陶教授的讲座引起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兴趣，大家就创伤文学与神话的关系、创伤经验与集体无意识的关系、女性受压迫的创伤在女性服饰的体现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陶教授也就大家提成的问题耐心地进行了解答。陈开举教授在总结中鼓励大家在讲座后要反复阅读陶教授的相关文章，积极思考，培养问题意识。与会师生纷纷表示，此次讲座让人受益匪浅。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