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下午，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邀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学报》主编陶东风教授在科研楼一楼演播厅作了一场题为“如何讲述纳粹大屠杀的故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广外中文学院张向荣教授主持，阐释学研究院院长陈开举教授、张伟教授，以及来自高翻学院、商英学院、英文学院、东语学院等多个院系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陶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五个部分：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进步叙事及其缺陷；悲剧叙事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受难者的人格化和作恶者的泛化；从解放者到幸存者：见证文学的意义。讲座伊始，陶教授抛出了以下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叙述大屠杀？应该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大屠杀的讲述方式决定了它的性质。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弗洛伊德所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创伤理论是自然主义的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即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客观事实），自然就会有创伤经验。但亚历山大认为，创伤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文化的建构。他提出以下观点：创伤不是生而为创伤的，而是变成创伤的。

这个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叙述的过程。在犹太人集中营刚被发现的时候，美国媒体对犹太人受害者的叙述采取的方式是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和特殊化。也就是说，犹太人没有被视作具有自己尊严和特殊性的个体。要想超越特殊化和去人格化这两种符号和叙述方式，使犹太人的遭遇得到美国广大非亲历者的认同，必须经过相反的符号建构，这就是亚历山大反复强调的符号扩展（symbolic extension）。只有通过符号扩展，“大屠杀”所代表的恶才能超越特殊性，获得普遍性。 

大屠杀之恶，是一种扎根于普遍人性内部的本体论的恶，因而也是非常难以去除的恶，而不是偶然的、暂时的、个别人的、易于消除的恶。进步叙事强调大屠杀之类邪恶的特殊性、偶然性和短暂性，这就使得关于它的表征不能被普遍化。正因为它是特殊的，因此也就是短暂的和偶然的，是一个“过渡性的创伤”。进步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善与恶、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步角色与反动角色划分得泾渭分明。反面人物和恶的代表就是纳粹，而正面人物或进步角色的代表则是美国人，他们是拯救者。

悲剧叙事的第一步是把大屠杀独立出来，使其独一无二化，复杂化，拒绝现成的解释框架，拒绝用我们熟悉的那种叙事模式讲述大屠杀。进步叙事是现代性叙事，充满现代性自负。人格化必须依赖具体、形象、生动的细节，因此虚构性的文学艺术（小说，电影，话剧等）就体现出相对于历史和哲学的优越性。

讲座现场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提出了“灰色地带”的说法。他认为，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把简化看成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随着进步叙事转向悲剧叙事，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屠杀文学与纪念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强调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即直接‘证词’（direct “testimony”），以及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即幸存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失去自由的英雄总是试图反抗，或至少是逃跑。

在讲座的最后，张教授点评道，今天的讲座非常有“营养”，对我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通过今天的讲座，我们对史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并通过理论的方式对史实进行了一定的建构。通过今天的讲述和对历史的反思，去获取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种正确的思考，保持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这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很重要。希望陶教授常来广外，为我们带来精神的更新。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