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6日上午，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方向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广东省译协常务理事，应用翻译研究专委会理事，暨南大学翁显良翻译研究中心主任，MTI中心主任颜方明教授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邀请，在科研楼一楼演播厅举办了一场题为“翻译作为语境协商:吴经熊《圣咏译义》中的系统性处境化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阐释与国际传播研究院讲座教授朱振武教授主持，吸引了英文学院、高翻学院及其他多个院系的教师代表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前来聆听。

颜方明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伊始，颜方明教授从研究背景、选题价值切入，简要介绍译者吴经熊的学术身份。吴经熊是 20 世纪贯通中西思想的代表性学者，深耕法学、哲学、神学与文学翻译领域，留下诸多开创性译著。《圣咏译义》作为其圣经《诗篇》文言译本，成书于抗战时期，译本曾获社会各界资助，受到梵蒂冈教廷关注，自问世以来在基督教汉译领域、近现代文学界拥有深远影响力。颜方明指出，过往学界对该译本大多进行单一维度研究，本次研究创新性引入翻译语境协商分析范式，借鉴翁贝托・艾柯“翻译即多方动态协商”核心观点，结合斯坦纳、福西特、曾利沙等中外翻译学者的语境参数理论，把制约翻译选择的外部社会文化要素提炼为宗教、政治、文化、诗学、语言五大非规约性语境，以此搭建完整研究框架，填补现有研究视角短板，具备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随后，颜方明教授按照五大语境依次展开细致剖析。一、在宗教语境协商方面，吴经熊展现出跨教派的平衡智慧。他将“Yahweh”译为“天主”以体现天主教身份，同时采用“主”这一兼容性更强的称谓，便于不同教派读者接受；对“Jacob”“Zion”创新译为“雅谷”“西温”，既区别于新教传统，又保持文本独特性。献词中“敬献给圣母玛利亚”、序文日期选用“圣母升天节”等副文本元素强化了天主教立场。这一策略获得教廷批准及教宗序言，使译本成为天主教权威版本，同时新教传教士称赞其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中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林语堂誉之为“生命的圆满”。二、政治语境协商在战时背景下尤为显著。1942年，蒋介石夫妇正式委托吴经熊翻译《诗篇》与《新约》，每月提供一万元资助。蒋介石三次校阅手稿并提出修改建议，使译本获得政治合法性。初版封面标注“蒋总统手订”，销量超过两万八千册。吴经熊在战乱中“随心情选译诗篇”，如《诗篇》第一百二十六篇“昔主挈众俘，安然返圣地”映射自身流亡经历；蒋介石对《诗篇》第四篇、第三十五篇的标注反映其对战争苦难与胜利信念的共鸣。译本中“抗吾敌”“保定基业”等表述隐含了抗战时期的民族抗争精神。三、文化语境协商是吴经熊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他将儒释道思想与基督教经典深度融合。他借用佛教“因果”“报应”“五阴”等概念，如《诗篇》第一百四十篇标题“因果”，将基督教伦理与佛教“业报”思想结合；使用道家“道”“阴阳”“乾坤”等术语翻译“神圣秩序”，如“妙手运阴阳”；高频使用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概念，“仁”出现九十三次、“义”出现一百零五次，成功构建基督教与儒家伦理的共通话语。四、诗学语境协商体现为古典诗体的创造性转化。吴经熊涵盖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及骚体，其中五言诗七十八首、四言诗四十四首占主导。四言诗用于庄重叙事，五言诗用于抒情，骚体增强情感表达。他严格遵循中文诗韵，如“妙哉圣道，为我灵灯”押韵；在意象上以“白杨”替换“柳”、以“灵灯”转化“光”，在保持原义基础上实现文化共鸣。五、语言语境协商则表现为古典表达与圣经语言的杂合建构。他引用《诗经》“桃之夭夭”、杜甫“润物细无声”等名句，整合“克己复礼”等成语，创造“救世王”“血气伦”等新术语，同时保留“磐石”等核心隐喻，被读者称赞“如无缝之布”。颜方明教授总结指出，吴经熊《圣咏译义》的成功在于五大语境参数相互交织，形成特殊语境协商，既保持神学忠实又实现文化共鸣。该研究验证了多维语境协商框架的解释力，为宗教文本与诗歌翻译提供了新视角，对跨文化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未来可对比吴经熊其他译作并开展读者接受调研。这项研究为理解中西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细腻的范本。

讲座现场

在讲座最后，朱振武教授总结道颜方明教授在学术上成果丰硕，其成功的重要经验在于始终坚持中外结合。此外，颜老师还强调古今结合，提醒年轻学者不能只追逐时下流行的理论或热点，而应沉下心来，真正汲取传统文化中丰厚的内核。随后，师生们就讲座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颜方明教授都一一耐心解答。大家纷纷表示，颜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既有学术高度又引人入胜，在开拓了大家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家对翻译研究更浓厚的兴趣。